章乃器抗日救国的历史经典小故事【实用3篇】
章乃器抗日救国的历史经典小故事 篇一
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有一位名叫章乃器的英勇抗日战士，他以自己的勇敢和智慧，为抗日救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故事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成为一段历史的经典。
章乃器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但他从小就展现出了非凡的智慧和勇气。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毅然决定投身抗日救国的行列。他加入了一支地下抗日组织，秘密进行着抗日活动。
一次，章乃器得知敌人计划在某个重要节点对抗日力量进行袭击。他立刻想到了一个计策。他先是利用自己精通的电信知识，发出了一封带有误导信息的电报，让敌人误以为抗日力量已经离开了那个地点。接着，他找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抗日战士，一起埋伏在那里，准备迎接敌人的到来。
当敌人真的按照误导信息的指引来到那个地点时，章乃器和他的战友们早已做好了准备。他们奋勇杀敌，展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勇气和战斗力。最终，他们成功击败了敌人，保卫了这个重要节点，为抗日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章乃器的英勇事迹不仅仅止步于此。在接下来的抗日斗争中，他还多次利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为抗日力量提供了有力支持。他善于运用计谋，善于突破敌人的封锁，为抗日组织传递情报和物资，并帮助抗日战士们策划和实施各种抗日行动。
虽然章乃器的贡献远远超过了一篇文章的篇幅能够描述的范围，但他的故事却成为了一段历史的经典。他的勇气和智慧，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为抗日救国事业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章乃器抗日救国的历史经典小故事 篇二
章乃器是一位抗日英雄，他以自己的勇气和智慧，为中国抗日救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故事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成为一段历史的经典。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黑暗岁月里，章乃器身负重任，担任起抗日组织的重要职务。他是一位电信专家，利用自己的技术和知识，为抗日组织提供了宝贵的通信保障。他不仅能够熟练地操作电报机，还能够修复和改装各种电信设备，保证了抗日组织能够及时传递情报和指令。
在一次重要的战斗中，章乃器发现敌人正在对抗日组织的通信线路进行破坏。这对于抗日组织来说是个巨大的威胁，因为通信的中断将导致情报无法传递和抗日行动的无法协调。面对这一情况，章乃器毅然决定采取行动。
他带领一支小队深入敌后，成功地修复了被敌人破坏的通信线路。在修复的过程中，他们屡次遭遇敌人的袭击，但章乃器和他的战友们始终坚持不懈，最终成功地修复了通信线路。
这次行动不仅仅修复了通信线路，更重要的是，章乃器和他的战友们展现出了无畏的勇气和顽强的意志。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对抗日事业的忠诚和决心，鼓舞了更多人投身到抗日救国的行列中。
章乃器的故事告诉我们，智慧和勇气是战胜敌人的关键。他利用自己的技术和知识，为抗日组织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展现出了一名抗日英雄的风采。他的故事将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激励着我们继续努力，为实现民族复兴而奋斗。
章乃器抗日救国的历史经典小故事 篇三
章乃器是近代着名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和收藏家，中国近代史上一位特立独行的爱国民主先驱，中国资信业第一人。20世纪30年代，章乃器曾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抗战爆发前后积极宣传抗战、驳斥悲观投降论调、积极配合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着名的七君子之一。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章乃器抗日救国的历史经典小故事，欢迎大家阅读!
“非攘外无以安内”
1928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制造了着名的“五三惨案”。章乃器在他主办的《新评论》半月刊上连续发表文章，大声疾呼：“完全为着民族的生存起见，不能不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宣战!”结果，《新评论》在同年10月被查禁。
在以后几年中，又接连发生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章乃器于1933年间发表《现阶段的对日问题》等文章，抨击“剿共”内战政策，提出“全国枪口一致对外”“移剿共之师以抗日”。他质问国民党当局：“‘攘外必先安内’这是什么话?依照现阶段的形势，我们应该说‘安内必先攘外’，或者‘非攘外无以安内’”。
为实现这一政治主张，章乃器在一·二八事变后和上海文化界人士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李公朴、周新民等组成了一个10人小组，以聚餐会的形式进行活动，这个组织就是“救国会”的前身。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着名的《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吴玉章等同志从法国把一批印有《八一宣言》的《救国时报》寄给章乃器，章乃器读后深为赞赏，立即进行散发，并利用各种途径大量翻印，广为传播。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进一步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1935年12月，一二·九运动爆发，章乃器等人在原秘密小组的基础上，公开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不久又组成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章乃器是两者的常务委员，主持日常会务和宣传。
1936年5月31日，全国18省60多个救亡团体的代表在上海集会，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选出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孙晓邨、曹孟君、何伟、张申府、刘清扬为常务委员。大会通过了章乃器起草的组织章程和《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明确提出了组织救国阵线、促成“统一的抗敌政权”等政治主张。
痛斥“唯武器论”
有一次，章乃器见到素有蒋介石“智囊”之称的黄郛，黄认为日本军事装备的优势无法战胜，还举铁路运输为例说：日本的火车节数、容积与军事单位的人数、士兵背包体积成标准比例，动员起来十分迅速。现在空谈抗日，拿什么去抗呢?甚至说，要救国先要拜日本为师，把抗日救国会改为“师日救国会”。
面对这套荒谬绝伦的亡国理论，章乃器采取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他说：背包、车厢、机车合于一定标准，这就叫做标准化，但首先轨宽要标准化，这就需要全国统一。而全国统一首先要赶走日本侵略者，否则便不可能是我们的铁道标准化，而是“满铁”的铁道标准化。
黄郛当场被驳得哑口无言。后来，章乃器就创出了“唯武器论”这个名词，用以形容那种迷信“武器万能”，专以武器装备优势推断战争胜负的亡国理论。1935至1936年间，他写了《我绝不悲观》《辟一套亡国论——唯
毁家纾难
“全救”成立后，团结抗日的主张日益深入人心，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严重不安。蒋介石曾出面在南京召见邹韬奋，后来又召见并宴请了沈钧儒、李公朴和章乃器，以示笼络，但没有见效。不久，上海市长吴铁城又换上硬的一手：设下“鸿门宴”，当场扣留了沈、章、邹、李四人，强令解散“全救”。吴还用嘲笑的口吻说：“你们要做民族英雄吗?那就让你们尝尝民族英雄的滋味吧!”4人威武不屈，据理力争，坚决拒绝解散“全救”。他们针锋相对地质问吴铁城：“国难深重，市长不嘲笑汉奸卖国贼，而嘲笑民族英雄，这使我们感到吃惊!市长难道怕民族英雄太多吗?民族英雄有什么罪过?!”吴铁城理屈词穷，不得不将他们释放。
吴铁城以为只要把主持会务的章乃器制服，就可以瓦解救国会。“鸿门宴”后不久，浙江实业银行受到吴铁城的压力，不许容留章乃器。章乃器认为救国会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事业，既然救国与事业不能两全，便当场辞职。章乃器早已下定了毁家纾难的决心，为了支付救国会的活动经费，他用光了所有的积蓄，又卖掉了洋房。
救国无罪
1936年11月23日凌晨，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史良在上海被捕，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
章乃器等被捕后不久即由租界移至上海羁押，不久又解赴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在上海羁押时，沈钧儒和章乃器递出一张字条，转交给职业界救国会的周肇基，上面写着：
肇基兄：我们的死生不在乎，却不能使救国运动有丝毫损失，请注意。
七君子在狱中威武不屈，英勇斗争，坚决拒绝写有损人格的悔过书以换取自由，他们义正辞严地宣告：“自问无罪，天下亦尽知其无罪，为国家民族前途计，亦终认救国无罪四字应令永留于史册。”在“苏州审判”中，七君子在国内着名律师组成的律师团配合下，同检察官进行了唇枪舌剑的交锋，把法庭变成了抗日救国的讲坛。
“七君子事件”激起了国内人民和海外侨胞的极大愤慨。周恩来在西安同蒋介石、宋子文等谈判时，代表中共提出了释放七君子的要求，并提名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四人在抗日联合政府中担任职务。中共中央于1937年4月12日发表宣言，要求立即释放七位爱国领袖和全体政治犯，彻底修改《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宋庆龄、何香凝等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声明“如救国有罪，则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宋庆龄等还亲赴江苏高等法院，请求与七君子一同羁押，使司法当局大为狼狈。国际知名人士杜威、爱因斯坦、孟禄、罗素、罗曼·罗兰等均致电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严正抗议。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形势下，七君子于1937年7月31日获释。
与共产党人的合作
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后，章乃器转赴香港。抵港后不久，章乃器应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之邀，前往安徽前线工作。途经武汉时，章乃器到中共办事处与周恩来长谈。周恩来勉励他：到安徽后彻底执行释放政治犯的方针，搞好同新四军的合作。
当时的安徽省由桂系的李宗仁担任省主席(后改为廖磊)，共产党员周新民、张劲夫、陈国栋、狄超白以及进步人士朱蕴山、朱子帆、余亚农等都在这里工作。李宗仁原拟请章乃器担任省政府秘书长，因蒋介石不同意，遂改任为省动员委员会秘书长，不久又任命为省政府财政厅长。
章乃器上任之日，即大刀阔斧地清除积弊陋规，惩办贪官污吏，改革税收、发行辅币，短短三个月内，财政就变得收支平衡而略有盈余。他十分重视与共产党的合作，大胆任用李人俊、范醒之等党的干部，并以统一税收的名义，每月补助新四军3万银元。董必武到大别山时，还特别去同他长谈，就统一战线问题交换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