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劝学的故事【实用3篇】

孙权劝学的故事 篇一

孙权是三国时期东吴的一位重要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在治理国家的同时也非常注重教育和文化的发展。他深知只有培养出一批才华横溢的人才，国家才能更好地发展壮大。因此，他不仅自己勤奋学习，还积极鼓励他的臣子们努力进取，提倡劝学的风气。

有一天，孙权听说他的一位亲信大臣骆统在闲暇时间只是游戏娱乐，并没有用心读书学习。孙权对此非常不满，他觉得骆统的才华被浪费了。于是，孙权找到骆统，认真地劝他要努力学习。

孙权对骆统说：“骆统啊，你是我的得力干将，你的才华和能力都非常出众。但是你只顾玩乐而忽视了学习，这样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也对国家的发展不利。我们在这个乱世中，需要更多的人才来支撑国家的繁荣昌盛，你不能被这些琐事所困扰。我希望你能够正视自己的问题，改变自己的态度。”

骆统听了孙权的劝告，深感自愧不如。他意识到自己的确是荒废了学习的机会，他决定改变自己的态度。从那以后，骆统每天都抽出时间来读书学习，他努力提升自己的才华和知识水平。

孙权对骆统的劝学并没有止步于此，他还积极鼓励其他的臣子们努力学习。他经常在朝廷上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并且设立了许多学院和图书馆，为人们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他还经常与臣子们一起讨论学问问题，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

孙权的劝学之风不仅在政治上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也为东吴的文化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他的带领下，东吴培养出了一大批具有才华和能力的人才，他们为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这个孙权劝学的故事告诉我们，学习是一个人成长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一个国家繁荣和昌盛的根本。只有不断学习和进取，才能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我们应该向孙权学习，珍惜学习的机会，努力提升自己的才华和能力。

孙权劝学的故事 篇二

孙权是三国时期东吴的一位重要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不仅在政治和军事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还非常注重教育和文化的发展。他深知只有培养出一批才华横溢的人才，国家才能更好地发展壮大。因此，他积极劝导臣子们努力学习，提倡劝学的风气。

有一次，孙权听说他的一位亲信大臣陆逊在处理政务的同时并没有把学习放在第一位，他非常不满。孙权觉得陆逊的才华被浪费了，于是找到他，认真地劝他要努力学习。

孙权对陆逊说：“陆逊啊，你是我的重要干将，你的才华和能力在朝中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你只顾应付政务，而忘记了学习的重要性。我们处在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只有不断提升自己的才华和能力，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我希望你能够重新审视自己的态度，把学习放在首位。”

陆逊听了孙权的劝告后，深感自愧不如。他意识到自己的确是在学习上有所松懈，他决定改变自己的态度。从那以后，陆逊每天都安排一定的时间用来学习，他努力提升自己的才华和知识水平。

孙权并不止步于此，他还积极鼓励其他的臣子们努力学习。他在朝廷上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并且鼓励他们参加各种学术交流和讨论活动。他还设立了许多学院和图书馆，为人们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他自己也勤奋学习，经常与臣子们一起探讨学问问题，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

孙权的劝学之风不仅在政治上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也为东吴的文化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他的带领下，东吴培养出了一大批具有才华和能力的人才，他们为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这个孙权劝学的故事告诉我们，学习是一个人成长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一个国家繁荣和昌盛的根本。只有不断学习和进取，才能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我们应该向孙权学习，珍惜学习的机会，努力提升自己的才华和能力。

孙权劝学的故事 篇三

　　吕蒙，字子明，汝南郡富陂县(今安徽阜南东南)人，少年时即随姊夫邓当渡江。吕蒙的姊夫邓当为孙策部将，吕蒙年仅十五六岁即随军出征。邓当死后，吕蒙代领其众，随孙权征战各地。与刘表部将黄祖作战时，吕蒙为先锋，阵斩陈就，受任横野中郎将，赐钱千万，在赤壁之战中，吕蒙与周瑜、程普击败曹军，围曹仁于南郡，曹仁败走，进据南郡，晋位偏将军，任浔阳县令。

　　吕蒙初不习文，孙权开导他和另一个勇将蒋钦说：“你们如今都身居要职，掌管国事，应当多读书，使自己不断进步。”吕蒙推托说：“在军营中常常苦于事务繁多，恐怕不容许再读书了。”孙权耐心指出：“我难道要你们去钻研经书做博士吗?只不过叫你们多浏览些书，了解历史往事，增加见识罢了。你们说谁的事务能有我这样多呢?我年轻时就读过《诗经》、《尚书》、《礼记》、《左传》、《国语》，只是不读《周易》。自我执政以来，又仔细研究了 ‘三史’ (《史记》、《汉书》、《东观汉记》)及各家的兵法，自己觉得大有收益。像你们二人，思想气质颖悟，学习一定会有收益，怎么可以不读书呢?应该先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以及‘三史’。孙子曾经说过：‘整天不吃、整夜不睡地空想，没有好处，还不如去学习。’东汉光武帝担任着指挥战争的重担，仍是手不释卷。曹操也说自己老而好学。你们为什么偏偏不能勉励自己呢?”吕蒙从此开始学习，专心嘞奋，他所看过的书籍，连那些老儒生也赶不上。

　　孙权劝学来源

　　《孙权劝学》选自《资治通鉴》，是北宋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创作的一篇记叙文，文题为后人所加。此文既记叙了吕蒙在孙权劝说下开始学习，之后大有长进的故事，也赞扬了孙权、吕蒙认真学习的精神，并告诫人们学习的重要性。此文简练生动，首重以对话表现人物，对话言简意丰，生动传神，极富表现力，毫无冗繁之处，更是运用了侧面烘托及对比的手法来塑造人物形象，突出了人物的风采。

　　作品原文

　　初，权谓吕蒙曰：“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蒙辞以军中多务。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学。

　　及鲁肃过寻阳，与蒙论议，大惊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蒙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肃遂拜蒙母，结友而别。

　　白话译文

　　起初，孙权对吕蒙说：“你现在当权掌管政事，不可以不学习！”吕蒙用军中事务繁多的理由来推托。孙权说：“我难道是想要你研究儒家经典成为传授经书的学官吗？只是应当粗略地阅读，了解历史罢了。你说军中事务繁多，谁能比得上我呢？我经常读书，自认为有很大的好处。”吕蒙于是就开始学习。

　　等到鲁肃到寻阳的时候，和吕蒙论议国家大事，鲁肃惊讶地说：“你现在的才干和谋略，不再是以前那个吴县的阿蒙了！”吕蒙说：“与读书的人分别几天，就要用新的眼光来看待，兄长怎么认清事物这么晚啊！”于是鲁肃拜见吕蒙的母亲，与吕蒙结为朋友才分别。

　　创作背景

　　三国时期，吴军大将吕蒙年少时不爱学习，后来听从孙权的劝告，“笃志不倦”地博览群书，学问大进。此文即是司马光根据史料整理改写而成的文章。

　　作品鉴赏

　　主题思想

　　此文记叙了三国时期吕蒙在孙权劝说下开始学习，才略有了惊人的长进，并令鲁肃为之叹服、与之“结友”的故事，说明了人应当好学、只要肯学习就会有进步的道理，突出了学习的重要性。

　　艺术特色

　　此文虽极简略但剪裁精当，不仅保留了先前史书中原文的精华和故事的完整性，而且以更精练的文笔突出了人物的风采，是一篇成功的改写之作。而其主要艺术特色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对白传神，以“话”塑人

　　文章篇幅短小，通篇主要记录人物的几次对白，却传神生动地塑造出了两个艺术形象。先看孙权。作为吴国之主，他能够关心下属，鼓励吕蒙要多学习：“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语气比较坚定有力。当吕蒙找借口推辞时，他不急不恼推心置腹地说：“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先声明要求他读书的目的并非使他弃武从文，成为书生，而是在博览群书中了解历史，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增加自己的见识与才智，这种循循善诱的亲切语气已令人非常感慨之后他又针对吕蒙所谓“军中多务”的借口，进一步开导，现身说法：“卿言多务，孰若孤？”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用自己的亲身感受来劝导吕蒙。整个对话之中，孙权丝毫未摆当权者的架子，不以威压的方式逼迫吕蒙去读书，这一番娓娓道来的谈话却更令人信服。他的谈话是亲切的，朋友式的，具有长者而非王者的风范。再看吕蒙。读书使吕蒙的言谈大有智慧，所以鲁肃的语气重在惊叹：“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吕蒙也仅说了一句话：“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话中既有对鲁肃大惊小怪的不以为然，更有一种书中多阅历，胸中有丘壑的自信，令人油然而生一种敬羡之情。

　　侧面烘托，展示变化

　　除正面记言外，此文对吕蒙这一形象还运用了侧面烘托及对比的手法。从侧面表现了吕蒙的学有所成，笔墨十分生动，这是全文的最精彩之处。由文中可知，鲁肃正是一个跳出庐山的旁观者，吕蒙读书的功效是通过他的话从侧面展现出来的，他的惊叹衬托出了吕蒙今非昔比的事实。而话中的“吴下阿蒙”又将吕蒙的过去与现在进行了一个纵向的对比，得出了“变”的结论，而吕蒙之“变”的核心正是“才略”的猛增。

　　言简意赅，表现有力

　　此文以对话为主，人物的语言简洁而传神，极富表现力，毫无冗繁之处。如对吕蒙的学习情况，仅以“蒙乃始就学”一句加以概括，至于他读了哪些书，又如何用功的只字未提。后文中吕蒙二人的谈话，只用一句“与蒙论议”来交代，两人谈论的是什么话题，吕蒙的哪些见解让鲁肃起敬的都略去不写。此外，对话外的其他语言也非常简省而意赅，如其中的“吴下阿蒙”、“刮目相待”更是因其言简意丰而流传运用至今。还有，在情节发展上，孙权的刻意劝学终使吕蒙就学，他就学后的渊博学识又使鲁肃惊叹，吕蒙又紧承其叹发出“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的自信之语，上下文环环相扣，衔接自然，前因后果，井然有序。

　　作者简介

　　司马光（1019～1086），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运城安邑镇东北）人，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中进士甲科。宋英宗继位前任谏议大夫，宋神宗熙宁初拜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北宋熙宁三年（1070年），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知永兴军。次年，判西京御史台，居洛阳十五年，专门从事《资治通鉴》的编撰。哲宗即位，还朝任职。元丰八年（1085），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主持朝政，排斥新党，废止新法。数月后去世。追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著作收录于《司马文正公集》中。

　　作者的

个人作品

　　司马光著述颇多。除了《资治通鉴》，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涑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训俭示康》收入高中语文课本。

　　作者的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司马光彩像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月十八日，司马光出生于光州光山（今河南光山县），此时其父司马池任光山县令，所以给他起名光；六岁时，司马池就教司马光读书，七岁时，不仅能背诵《左氏春秋》，还能讲明白书的要意；并且做出了“砸缸救友”这一件震动京洛的事。

　　天圣九年（1031年） ，司马光随父亲司马池从东京出发，一路经洛阳、潼关、宝鸡，过秦岭，前往四川广元，出任利州转运使，在栈道上遇着巨蟒，他沉着冷静地手持利剑，扎进巨蟒的尾巴上，使巨蟒疼痛得一震，滚下了深不可测的栈道下边。

　　司马光的博学来自多方面，一方面他好学强识，另一方面他的父亲也着意培养。他既诚实聪明，又十分乖巧懂事，深得父亲喜爱。同时，每逢出游或和同僚密友交谈，司马池总好把他带在身边。耳濡目染，使司马光不论在知识方面，还是见识方面，都“凛然如成人”。好多当时的大臣、名士，都很赏识司马光。 尚书张存主动提出将女儿许配给司马光。担任过副宰相的庞籍在司马池死后，把司马光当成自己儿子一样培养、教育。司马池辗转河南、陕西、四川各地为官，始终把司马光带在身边。所以，司马光在十五岁以前就跟随父亲走过好多地方，在这些地方访古探奇，赋诗题壁，领略风土人情，极大地丰富了司马光的社会知识。

　　步入官场

　　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光二十岁，他参加了会试，一举高中进士甲科，从此步入仕林，初任华州（今陕西华县）判官。此时司马池正任同州（今陕西大荔）知州，两地相距较近，司马光经常前往探望父母。在同州他结识了同科进士石昌言，石早有才名，在同州当推官，虽比司马光大二十多岁，但两人很谈得来，经常在一起交流学问，谈古访今，成为忘年之交。同年，他和张存的女儿结婚。

　　宝元二年（1039年），因父亲调往杭州任职，司马光辞掉华州判官，改任苏州判官。正当他怀着远大的抱负，在仕途上步步上进时，他的母亲病逝了。按照封建礼教，他必须辞官回家服丧三年。在此期间，北方党项族人元昊称帝（宝元元年，1038年），建立了西夏国，西夏为了摆脱对宋朝的臣属地位，同宋朝发生了战争，宋朝连连失败。宋仁宗为了加强军事防御力量，要求两浙添置弓手，增设指挥使等官职。司马父子认为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好处。于是由司马光代父草拟《论两浙不宜添置弓手状》，从各方面阐述添置弓手增设武官。

　　庆历元年（1041年）十二月，司马池病死在晋州，司马光和兄长司马旦扶着父亲的灵柩回到了故乡夏县。双亲的相继去世，使司马光悲痛万分，他叹息“平生念此心先乱”。但他在居丧期间，把悲哀化作发奋读书作文的动力，以排遣无尽的悲伤和寂寞。在此期间，他读了大量的书，写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章，如《十哲论》、《四豪论》、《贾生论》，对一些古人古事，根据自己的见解和感受，提出见解。

　　在居丧三年的时间里，他了解了许多下层社会生活的情况。庆历四年（1044年），二十六岁的司马光服丧结束，签书武成军判官，不久又改宣德郎、将作监主簿，权知丰城县事。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取得“政声赫然，民称之”的政绩。

　　在工作之余，他大量阅读典籍，写下不少论文，如《机权论》、《才德论》、《廉颇论》、《应侯罢武安君兵》、《项羽诛韩生》、《汉高祖斩丁公》、《甘罗》、《范雎》、《秦坑赵军》等几十篇。

　　司马光像庆历六年（1046年），司马光接到诏旨。调他担任大理评事、国子直讲。赴京之日，僚友们空府出动，置酒为他饯行。司马光为大家的热情所感动，即席赋诗：“不辞烂醉樽前倒，明日此欢重得无？追随不忍轻言别，回首城楼没晚烟！”这时司马光意气风发，虽然宦海茫茫，风云莫测，但仍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京都。

　　庆历七年（1047年），司马光二十九岁，贝州农民王则起义，攻占贝州城，号称“东平郡王”。这时司马光父亲好友庞籍在朝为枢密副使，掌管全国军事要务。司马光写了《上庞枢密论贝州事宜书》，为尽快平息起义给庞籍献计献策。具体建议“以计破”，威胁利诱并用，进行分化瓦解，只诛“首恶”，余皆不问。实际上起义军只坚持66天，首领王则被杀，其余尽皆焚死。

　　皇祐元年（1049年），庞籍升任枢密使，举荐司马光任馆阁校勘，但没有得到皇帝的许可。皇祐三年（1051年），司马光三十三岁，由宰相庞籍推荐任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他在任职期间对《古文孝经》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撰写了《古文孝经指解》一文。皇祐五年（1053年），司马光任殿中丞，除史馆检讨，修日历，改集贤校理，专任史官。从此，司马光开始了对历史的研究。正在司马光潜心研究历史时，庞籍被罢宰相职，降为户部侍郎，出任郓州（今山东郓城境内）知州。庞籍举荐司马光为郓州典学。

　　治理地方

　　至和元年（1054年），司马光离开志趣相投的王安石、石杨休、包拯等人，去往郓州。不久，提任为通判，负责考察全州官吏。

　　司马光山西夏县坐姿石刻像至和二年（1055年），因庞籍出知并州，为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司马光改任并州通判。

　　嘉祐元年（1056年），他连写三封《请建储副或进用宗室》（第一、二、三状），建议仁宗皇帝立储君，而前后三状没有结果以后，又托范镇在奏事时代为转达，请仁宗有个明确答复。但这一切均未说服仁宗，司马光选择了沉默。

　　司马光随庞籍在河东路任职期间，宋朝和西夏处于休战时期，但他并没有放松警惕，而是深入民间听取当地人意见。并州乡贡进士刘邕对边事很有研究，写成《边议》10卷，议论很有见地，司马光便予以推荐。

　　司马光认为绝市和修建堡垒的办法有利于保护边界地区安宁，于是一面禁绝边民和西夏互市，一面决定修堡。正在这时，带兵将军郭恩，乘酒出击西夏，结果大败而归，自己不得已而自杀。朝廷御史审理此案，庞籍一人承担了责任，事后庞籍被解除了节度使之职，贬谪知青州事，司马光向皇帝连奏三状奏明庞籍是听了他的意见才决定修堡的，说明庞籍完全是出于“欲为国家保固疆圉”的本心，“发于忠赤，不顾身谋”，因为“过听臣言，以至于此”，应当“独臣罪，以至典刑”。而庞籍得知司马光要为自己辩解时，就又上奏章，引咎自归，请求免除司马光之罪，使司马光没有受到任何责罚。

　　庞籍和司马光以忘年之交，互相支持、爱护，难能可贵。庞籍死后，司马光不忘庞籍对他的大恩，待其家人如自己的亲人。

　　重回中央

　　嘉祐三年（1058年）司马光迁开封府推官，赐五品服；嘉祐六年（1061年），擢修起居注。司马光坚决推辞，连上五状，他认为自己“实非所长”，但仁宗一直不收回成命。

　　不久，仁宗下诏，迁司马光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任职五年期间，前后向皇帝上奏疏170余份，先后向仁宗上书“三言”、“五规”，多次上书仁宗解决继嗣的`问题，仁宗觉得司马光真心为国家社稷考虑，遂将奏折转至中书省。司马光亲自到中书省催办，直到赵曙被立为皇太子。

　　司马光题跋全身像司马光四十四岁时，擢为知制诰，但司马光不愿就职，他认为这是一个掌管起草诏令的差事，不是他的特长。为此，他在嘉祐七年（1062年）三月，连上九《辞知制诰状》，说明不适宜任此职务；仁宗皇帝收回诏令，改授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仍知谏院。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二十九日，仁宗驾崩。四月赵曙即位，即英宗。两宫矛盾加剧，司马光看到这种情况，四月十三日进《上皇太后疏》，四月二十七日进《上皇帝疏》，力陈国家当务之急应君民同心、内外协力的道理。六月二十二日，他又上《两宫疏》，指出：“金堤千里，溃于蚁穴；白璧之瑕，易离难合。”皇帝没有太后支持“无以君天下”，太后离开皇帝“无以安天下”。十一月二十六日，又写了两封章奏，一封给皇太后，一封给皇帝。在奏章中，讲历史，摆利害，晓明大义，从全局出发，苦苦相劝，终于得到效验。加之英宗的病情也有所好转，使太后和英宗的矛盾趋于缓和。

　　从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到治平元年（1064年）七月的一年多时间里。司马光为消除太后和英宗之间的矛盾，前后共上奏章17封。在五年的谏官生涯中，除了关注社会上层，帮助朝廷解决好皇位继承和皇帝的修身要领、治国政纲等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外，同时也把注意力放到下层人民身上。他发出了关心人民疾苦，减轻人民负担的呼声。而且这个思想几乎贯穿在他所有的奏章里。他在《论财利疏》中指出：当今天下最苦的是农民，因为“农民苦身劳力，粗衣粗食，还要向政府交纳各种赋税，负担各种劳役。收成好的年代，卖掉粮食以供官家盘剥，遇到凶年则流离失所，甚至冻饿而死”，建议切实采取一些利民措施。

　　司马光反对宫中宴饮和赏赐之风，嘉祐六年（1061年），他上书《论宴饮状》，恳请皇帝为民着想，悉罢饮宴。他上《言遗赐札子》，反对朝廷不顾国家实际，厚赏群臣。

　　留任谏职

　　司马光苏州石刻像仁宗死后，英宗将仁宗价值百余万的遗物颁赐群臣，司马光也获得近千缗。但这些正确的谏言，因为朝廷腐朽，又触犯一些既得利益者，当然不能被采纳。司马光只好从自己做起，将自己所得赏赐交给谏院为公使钱。

　　治平元年（1064年），司马光上奏《乞罢陕西义勇札子》，他认为当时在边防组织“义勇”使百姓“骨肉流离，田园荡尽”，给百姓带来无穷苦难，希望朝廷审察利害。特罢此事。当朝廷不予采纳时，他又写第二封札子，并亲自上殿面见英宗，他说：要防边必须从将帅军政着手，一味拉夫凑数，只能是“徒有惊扰，而实无所用”。英宗这次略有所动，并把上殿札子送中书省和枢密院商量，但一经商量，方知此事拟议已久，难以更改。他又连上六疏，并和宰相韩琦进行辩论，韩琦虽然无言以对，但手中有权，司马光也拿他没办法。这次谏言失败后，司马光连上五状，要求降黜。

　　治平二年（1065年），朝廷任司马光龙图阁直学士，仍留任谏职。司马光因对谏官彻底失望了，借机连上三状，要求不当谏官，他在奏章上说：“臣从事谏职，首尾五年，自本朝以来，居此官者，未有如臣之久。臣资质愚戆，惟知报国，竭尽朴忠，与人立敌，前后甚众，四海之内，触处相逢，常恐异日身及子孙无立足之地，以此朝夕冀望解去。”英宗批准他免去谏职，仍进龙图阁直学士。

　　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将《通志》（以《史记》为主，编成《周纪》5卷，《秦纪》3卷，共8卷）进呈英宗。这部书的时间是从烈王二十三年，韩、赵、魏三家分封起，到秦二世三年，秦朝灭亡为止。英宗看后大为赞赏，并给司马光二条明确指示，一是接续《通志》往下编修，二是决定设立书局，并由司马光自择官属，作为自己的助手。

　　治平四年（1067年），英宗病死，神宗赵顼即位。参知政事欧阳修极力向神宗推荐，说司马光“德性淳正，学术通明”，神宗任司马光为翰林学士，不久，又任司马光为御史中丞。

　　新旧党争

　　宋神宗赵顼即位以后，年轻气盛，朝气蓬勃，决心振兴祖业。虚心下问、多方征求治国方略以后，感到王安石提出的一整套激进、大胆的变革方案符合自己的理想。熙宁二年（1069年），重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在思想上，王安石主张开源，司马光主张节流。司马光和王安石因政见不同，在一些问题上进行激烈的争辩，有时在皇帝主持的议政会议上也毫不相让，但司马光对王安石的变法也并不一概反对，尤其当变法还未显露明显弊病时，他也并未公开持反对意见。甚至有人要弹劾王安石时，他还进行劝解和说服。直到王安石颁发“青苗法”，司马光才表示不同意见，他认为县官靠权柄放钱收息，要比平民放贷收息危害更大，因此表现了强烈不满。

　　司马光头像

　　宋神宗希望司马光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辅佐自己早日挽救危机，实现国家的振兴。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十二日，擢司

马光枢密副使，司马光以“不通财务”、“不习军旅”为由，坚决推辞，从十五日到二十七日，连上五封札子，自请离京，后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现陕西省西安市）。

　　熙宁四年（1071年）四月九日，他看到他的好友范镇因直言王安石“进拒谏之计”、“用残民之术”，因而被罢官。司马光愤然上疏为范镇鸣不平，并请求任职西京留司御史台，自己退居洛阳，绝口不论政事，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时间长达15年。

　　元丰七年（1084年），司马光已六十六岁，《资治通鉴》全部修完，是年七月十一日全书呈上，十一月，《通鉴》的最后部分《唐纪》和《五代纪》修成以后，司马光连同《通鉴考异》、《通鉴目录》一起奏进给神宗皇帝。神宗皇帝十分重视，将书的每编首尾都盖上了皇帝的睿思殿图章，以其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赐书名《资治通鉴》，并亲为写序。十二月初三日，神宗降诏奖谕司马光，说他“博学多闻，贯穿今古，上自晚周，下迄五代，成一家之书，褒贬去取，有所据依”。并赏与银、绢、衣和马，擢升司马光资政殿学士，迁范祖禹为秘书省正字。

　　元丰八年（1085年），司马光六十七岁。三月七日，神宗病死，年仅10岁的赵煦继位，是为哲宗。哲宗年幼，由祖母皇太后当政。皇太后向司马光征询治国方略，司马光上《乞开言路札子》，建议“广开言路”。司马光又一次呼吁对贫苦农民不能再加重负担，而且主张新法必须废除，要对农民施以“仁政”，接着上第二份奏疏《修心治国之要札子》，重点谈用人赏罚问题，提出保甲法、免役法和将兵法是“病民伤国，有害无益”。

　　皇太后下诏起用司马光知陈州，不久，又下诏除授门下侍郎（即副宰相）。但司马光上疏辞谢，以自己“龄发愈衰，精力愈耗”，请求只任知陈州。以后在周围亲友支持下还是到任就职了。司马光向皇太后进言，为了实现废除新法的政治主张，把因反对新法而被贬的刘挚、范纯仁、李常、苏轼、苏辙等人招回朝中任职，吕公著、文彦博等老臣也被召回朝廷任职。

　　司马光废除新法，上《请革弊札子》，又在《请更新新法札子》中，把新法比之为毒药，请求立即采取措施，全部“更新”。废除了保甲法，又废除了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马法，带病得知免役法、青苗法和将官法还未废除，无限感伤地说：“吾死不瞑目矣！”他向吕公著说：“光自病以来，悉以身付医，家事付康(司马康)，国事未有所付。”切望吕公著能够完成他的宿愿。同时，上表请求辞位。但皇太后对他很倚重，不但不准辞位，反下诏除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正式拜为宰相。接着很快就废除了免役法、青苗法。司马光终于完成了自己废除免役法的夙愿，实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暮年岁月

　　司马光侧身像司马光在第二次回朝为相期间，辑录《国语》的精要，编成《徽言》一书。又将《历年图》和《百官公卿表》增补、总辑为《稽古录》一书，形成一部“略存体要’’的简明通史，又负责将《资治通鉴》进行了最后的校定。

　　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初一，司马光因病逝世，享年六十八岁，获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宋哲宗赐碑名为“忠清粹德”。死后，哲宗将他葬於高陵。灵柩送往夏县时，京城的人们罢市前往凭吊，有的人甚至卖掉衣物去参加祭奠，街巷中的哭泣声超过了车水马龙的声音。等到安葬的时候，哭的人非常真诚，仿佛是在哭自己的亲人。岭南封州的父老们，也都纷纷祭奠司马光，京城及全国各地都画他的像来祭祀他，吃饭前一定要先祭祀他。

　　绍圣元年（1094年），章惇为相，议论司马光更变熙丰法度，哲宗下诏削除司马光的赠谥，毁坏所赐碑。

　　绍圣四年（1097年），再贬为清海军节度副使，又追贬朱崖军司户参军。元符三年（1102年），追复太子太保。崇宁二年（1103年），蔡京为相时，再次追降左光禄大夫，旋即除名，将司马光等称为“元祐党人”，刻元祐党人碑，禁止元祐学术。大观年间，追复太子太保。靖康元年（1126年），赠太师，再次赐谥。宋高宗建炎年间，配享哲宗庙廷。

　　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理宗图二十四功臣神像于昭勋阁，司马光位列其中。咸淳年间，从祀于孔庙。明嘉靖年间，从祀时称“先儒司马子”。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司马光与历代功臣四十人从祀历代帝王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