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虫记读书笔记手抄报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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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法布尔，1823年12月22日，亨利卡西米尔法布尔(Jean-Henri Casimir Fabre )出生于法国普罗旺斯的圣雷恩村一户农家。此后的几年间，法布尔是在离该村不远的马拉瓦尔祖父母家中度过的，当时年幼的他已被乡间的蝴蝶与蝈蝈儿这些可爱的昆虫所吸引。
1829年，法布尔回到圣雷恩开始上学，但那一段儿时岁月一直深深地铭刻在他的心中。
1833年，法布尔一家人来到了罗德兹，其父靠经营一家咖啡馆维持生计。
1837年，一家人又移居到图卢兹。法布尔进了图卢兹的神学院，但中途退学，出外谋生，曾在铁路上做过工，也在市集上卖过柠檬。后来，他通过了阿维尼翁师范学校的选拔考试，获得奖学金，并在三年的学习后获得了高等学校文凭。毕业后，时年十九岁的法布尔在卡本特拉开始了他的教师生涯，所教授的课程就是自然科学史。
1849年，他被任命为科西嘉岛阿雅克肖的物理教师。岛上旖旎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物种，燃起了他研究植物和动物的热情。阿维尼翁的植物学家勒基安向他传授了自己的学识。此后，他又跟随着莫坎-唐通四处采集花草标本，这位博学多才的良师为法布尔后来成为博物学家、走上科学研究的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853年，法布尔重返法国大陆，受聘于阿维尼翁的一所学校，并举家迁进了圣-多米尼克街区的染匠街一所简朴的住宅里。
1857年，他发表了《节腹泥蜂习性观察记》，这篇论文修正了当时昆虫学祖师莱昂杜福尔的错误观点，由此赢得了法兰西研究院的赞誉，被授予实验生理学奖。这期间，法布尔还将精力投入到对天然染色剂茜草或茜素的研究中去，当时法国士兵军裤上的红色，便来自于茜草粉末。
1860年，法布尔获得了此类研究的三项专利。后来，法布尔应公共教育部长维克多杜卢伊的邀请，负责一个成人夜校的.组织与教学工作，但其自由的授课方式引起了某些人的不满。于是，他辞去了工作，携全家在奥朗日定居下来，并一住就是十余年。在这这十余年里，法布尔完成了后来长达十卷的《昆虫记》中的第一卷。期间，他多次与好友一同到万度山采集植物标本。此外，他还结识了英国哲学家米尔，但米尔英年早逝，使两人先前酝酿的计划“沃克吕兹植被大观”因此夭折。同时，一大不幸降临到法布尔身上：他共有六个孩子，其中惟一与父亲兴趣相投、热爱观察大自然的儿子儒勒年仅十六岁便离开了人世。此后，法布尔将发现的几种植物献给了早逝的儒勒，以表达对他的怀念。对真菌的研究一直是法布尔的爱好之一。
1878年，他曾以沃克吕兹的真菌为主题写下许多精彩的学术文章。他对块菰的研究也十分详尽，并细致入微地描述了它的香味，美食家们声称能从真正的块菰中品出他笔下所描述的所有滋味。
1879年，法布尔买下了塞利尼昂的荒石园，并一直
法布尔一生坚持自学，先后取得了业士学位、数学学士学位、自然科学学士学位和自然科学博士学位，精通拉丁语和希腊语，喜爱古罗马作家贺拉斯和诗人维吉尔的作品。他在绘画、水彩方面也几乎是自学成才，留下的许多精致的菌类图鉴曾让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诗人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赞不绝口。法布尔晚年时，《昆虫记》的成功为他赢得了“昆虫界的荷马”以及“科学界诗人”的美名，他被誉为‘昆虫之父’，他的成就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承认。法布尔虽然获得了许多科学头衔，但他仍然朴实如初，为人腼腆谦逊，过着清贫的生活。他的才华受到当时文人学者的仰慕，其中包括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191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比利时剧作家梅特林克、德国作家荣格尔、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诗人马拉美、普罗旺斯文学家鲁玛尼耶等。由于《昆虫记》中精确地记录了法布尔进行的试验，揭开了昆虫生命与生活习惯中的许多秘密，达尔文称法布尔为“无法效仿的观察家”。当他居住在塞利尼昂时，不少学者、文学家们纷纷前去拜访他。法布尔在自己的居所曾接待了巴斯德、英国哲学家米尔等学者，但与他们的通信并不频繁。公共教育部长维克多杜卢伊将法布尔举荐给拿破仑三世，后者授予他荣誉勋位勋章。法国政治家雷蒙普恩加莱途经塞利尼昂，特意绕道荒石园向他致意。 拥有多重身份的法布尔的作品种类繁多：作为博物学家，他留下了许多动植物学术论著，其中包括《茜草：专利与论文》、《阿维尼翁的动物》、《块菰》、《橄榄树上的伞菌》、《葡萄根瘤蚜》等;作为教师，他曾编写过多册化学物理课本;作为诗人，他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语写下了许多诗歌，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 “牛虻诗人”。此外，他还将某些普罗旺斯诗人的作品翻译成法语;闲暇之余，他还曾用自己的小口琴谱下一些小曲。然而，法布尔作品中篇幅最长、地位最重要、最为世人所知的仍是《昆虫记》。这部作品不但展现了他科学观察研究方面的才能和文学才华，还向读者传达了他的人文精神以及对生命的无比热爱。
鉴赏作品
巴金：《昆虫记》融作者毕生的研究成果和人生感悟于一炉，以人性观察虫性，将昆虫世界化作供人类获取知识、趣味、美感和思想的美文。
周作人：“羡慕有这样的好书看的别国少年，也希望中国有人来做这翻译编纂的事业”。
鲁迅先生：“这也是一种现在的通病。现在中国屡经绍介的法国昆虫学大家法布尔(Fabre)，也颇有这倾向。他的著作还有两种缺点：一是嗤笑解剖学家，二是用人类道德于昆虫界。但倘无解剖，就不能有他那样精到的观察，因为观察的基础，也还是解剖学;农学家根据对于人类的利害，分昆虫为益虫和害虫，是有理可说的，但凭了当时的人类的道德和法律，定昆虫为善虫或坏虫，却是多余了。有些严正的科学者，对于法布尔颇有微词，实也并非无故。但倘若对这两点先加警戒，那么，他的大著作《昆虫记》十卷，读起来也还是一部很有趣，也很有益的书。不过在社会上，大概总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既是名人，也就无所不通，无所不晓”。
《昆虫记》字里行间都渗透着对进化论的质疑，达尔文于1859年出版《物种起源》后，进化论在欧洲广为传播，然而，法布尔却发出了不合时宜的声音。这正是科学界对《昆虫记》提出批评的主要原因。当时的流行理论以自然选择、遗传、生存竞争为依据，认为本能是一种既得的习惯，它在某种对动物有利的偶然行为激发下表现出来。法布尔在40年的昆虫学研究生涯中所观察到的事实表明：昆虫的本能是与生俱来的，它过去怎样，将来也是怎样。由于观察与实验得到的事实，与理论不相符合，因此，整部《昆虫记》贯穿了对进化论的质疑。达尔文评法布尔：“我觉得在欧洲，没有任何人比我更钦佩您所从事的研究事业。”并援引法布尔的论证来支持进化论。
